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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6年6月:澳大利亚:一个愈加吸引证券类集团诉讼原告的审判地

商事诉讼报告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全球证券类集团诉讼的首选地。然而自最高法院在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130 S. Ct. 2869, 2886 (U.S. 2010) 案中作出使得国际性证券类集团诉讼原告更难在美国起诉的判决以来,这一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有所衰减。这为澳大利亚证券类集团诉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Morrison 涉及外国投资者向一家外国公司发起的诉讼。这家外国公司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并被指其不正当行为违反《证券交易法》10b-5规则和10(b)章节的规定(反欺诈条款)。虽然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的股票不在美国直接进行交易,但是其股票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在二级市场流通。原告是想要代表外国购买者提起诉讼的澳大利亚公民,他们诉称一家NAB购买的、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抵押贷款服务公司曾有意操控公司的财务数据。

此案的关键法律问题是原告所诉行为是否与美国法律有充分关联。反欺诈条款并未说明其域外适用效力,但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基于对域外效力一般予以否认的推定,最高法院认定此条款没有域外适用效力。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40多年来建立起的判例原则,并通过建立一项新的交易测试,以确认反欺诈条款仅适用于美国交易所上市股票的买卖,或在美国发生的买卖行为。这极大限制了外国投资人通过美国法院向外国股票发行人,就其在外国交易所证券购买行为产生的损失,提出赔偿诉求的可行范围。这造成的结果是,证券类请求现在更有可能在非美国管辖地被提出。澳大利亚就是提起此类诉讼请求的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管辖地。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集团诉讼制度对原告十分友好,且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集团诉讼制度之一”(G. Miller教授,“就美国经验对澳大利亚集团诉讼的一些想法”,K. E. Lindgren法官(ed),投资者集团诉讼,罗斯帕森斯商业、公司和税法中心(2009)2,第4页)。简而言之,集团诉讼一般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法院(FCA)1976年法案(Cth)33C章节规定的“代表诉讼”制度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进行。33C章节规定:(i)七人或七人以上有针对同一个人的诉讼请求;并(ii)所有这些个人的诉讼请求都与相同、类似或相关的情形有关联或由此情形产生;并(iii)所有这些个人的诉讼请求都提出了基本一致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这些个体中的一位或多位就可作为代表发起诉讼。

澳大利亚集团诉讼程序没有集团确认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原告以代表性诉讼的形式发起诉讼并可以自行确定诉讼集团的边界(只要满足以上所列门槛要求);由被告承担此案不应以集团诉讼形式进行的举证责任。澳大利亚的“退出”条款是其集团诉讼制度的基石—一旦代表性原告定义了诉讼集团,诉讼集团定义下的每个人都是集团成员,除非并直到他或她退出诉讼程序。如果,在收到关于“退出”权利的通知后,有集团成员在规定日期前没有行使“退出”权利,那么他们将继续保留集团成员身份并受集团诉讼结果的约束。股东集团诉讼一般基于对于公司披露误导或欺骗性重大信息(或不披露)的指控,并且该行为违反了澳大利亚法律中规定的公司持续披露义务。澳大利亚的公司法规定要求公司“立即”披露所有理性人预期会对公司价格或价值产生实质影响的信息。这项持续披露的义务意味着原告不必证明被告有意疏于披露(此规定有一些特定例外情况,包括保密义务)。根据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如果公司董事或执行官员“在履行其作为公司董事或执行官员义务的过程中已经获得或应当获得此信息”,即认为公司“知晓”此信息(规则19.12)。

通常,基于公司未履行披露义务的诉讼伴随着公司违反有关禁止误导或欺骗行为法律规定的诉讼。这是一项强有力的请求:无需证明意图、疏忽、欺诈或不诚实。

依赖和"基于市场的因果关系”

在美国法下,“市场欺诈”理论是一项可以被反驳的推定,即股东在公开市场交易过程中做出投资决定依赖于市场价格的完整性(Basic v. Levison (1988))。依赖和因果关系都是推定存在的:即向市场作出的任何误报都被推定对股价有影响。任何“能够切断涉嫌虚假陈述与支付/收取价格或他(或她)在公平市场进行交易决定之间关联的表现都能反驳关于依赖的假设。”通过豁免个人依赖证明的需要,“市场欺诈”理论同样使得证券类集团诉讼得到保证。

澳大利亚的原告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直到最近,澳大利亚法院是否接受“市场欺诈”的理论尚不明确,因为所有以前的证券集团诉讼在判决前便和解结案了。近期的首例案件HIH Insurance Ltd (In Liquidation) & Ors [2016] NSWSC 482 (HIH Insurance),表明澳大利亚愿意接受这一方法。在该案中,Brereton法官认为原告在如下情况下不需要证明直接的依赖:(一)一个实体已经夸大了其市场上的财务业绩;(二)市场遭受欺骗后误以为实体的交易利润率比实际更高,并它的净资产比实际更多;(三)股票的市场交易价虚高;及(四)投资者支付了该虚高价来收购其股份,从而遭受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负有证明原告知情或对违法行为不在乎且买入了股票的举证责任。

鉴于澳大利亚代表诉讼制度有利于原告的特征,以及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如美国的最近发展,则澳大利亚现在正要成为证券类集团诉讼的首选地之一。